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就要过年了。
过年是什么？对很多人来说，就是完成写春联、发压岁钱、吃年夜饭这些规定动作。
尽管这些年俗还在继续，但是年味却好像越来越淡了。想来想去，老底子过年为啥这么有意思，可能是那些年节里的细枝末节，被我们淡忘了。
昨天(1月23日)，记者采访了几位老杭州历史研究者，林正秋、曹晓波、孙昌建、仲向平，试着重新拾起杭州人的年俗——
过去的，现在的，还在的，消失的，一网打尽，莫失莫忘。
年夜饭
这两样菜不能碰
杭州人做任何讨彩头的事体都离不开吃。
年三十的这顿饭，许多人等了一年，自然重视，家里所有碗筷都要摆出来，预祝来年人丁兴旺。饭碗数还要成双，如果你吃了三碗饭，必须再吃一碗，哪怕盛一点点也好。
如果有人回不来，他的那份碗筷还要依照辈分安放齐全，不能少一份。
这一桌菜，也是越来越丰富了。不过，很多人家还是少不了两样“镇桌之宝”，就是要撑门面的：一碗鱼、一碗白斩鸡。所以在老底子，餐桌上这两样是绝对不能碰的，就算家里来客人，主客之间也心照不宣。
而春节第一食材，非韭菜莫属。
韭菜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历史，《诗经》里把它拔得很高，上升到“献羔祭韭”的地位。《本草拾遗》也讲，在菜中，此物最温而益人，辛温补阳，春季吃，温补肝肾。春节，南方人的春卷里，会裹进韭菜，在北方，则是韭菜盒子。
中国人喜欢说吉祥话，讨口彩，讲究的人家，年夜饭的菜单也奔着它去。
比如“鲞冻肉”，就是“有想头”；鱼圆也是一定要有的，就是“团圆”；藕有很多小孔，象征“路路通”，搭配黄菱肉、荸荠、红枣做成一道菜，杭州话中“藕”跟“有”谐音，黄菱肉又形似元宝，所以是“有富”的意思；最后还有一道硬菜，莲子、枣子、瓜子、核桃、细沙做成的八宝糯米饭。
吃完饭，孩子向长辈拜年辞岁，长辈给压岁钱，俗称“分岁”。有意思的是，以前杭州伢儿的床头，除了压岁钱，还会挂上橘子和荔枝。第二天醒了就吃掉，便是“开口吉利”。
现在连发压岁钱，都改成了朋友圈抢红包，连澡都不敢洗一个，盯着手机生怕错过一个亿。这算不算新年俗？
做完这一切，彩头还没讨好。人们要用红纸封门，拿两支备好的甘蔗，支在门边，叫“戤(gài)门甘蔗”，因为甘蔗一节更比一节甜，取“渐入佳境”之意。这是老底子杭州人除夕夜最后一道仪式。
烧香祈福
以前要集齐“八寺香”
杭州人过年一定要做的事，就是烧香祈福。
南宋时期，家家灯烛辉煌，香烟不断。从除夕夜开始，城内城外，山上山下，各个寺院庙宇，都挤满了杭州人供的“岁烛”。还有夸张的两百斤重的香烛，吹吹打打，扛入庙中。
过去，正月初八，还讲究烧“八寺香”，就跟我们现在的“集五福”一样，去齐了八个地方才算圆满。八寺，即圣因、灵隐、净慈、昭庆、凤林、虎跑、胜果、海潮。清末，圣因寺被毁，胜果寺荒僻(我们报道过，目前正在做考古发掘)，就用大佛寺、玉泉寺来代替。
现在，很多习俗都从简了，但杭州人唯独对“过年烧香”笃行不辍，只不过从烧“八寺香”，转为去灵隐烧头香。
不少杭州人家，年夜饭一吃过，春晚看到一半，就全家穿得暖暖的，一路走去灵隐了。
梅花碑耍子儿
最高频的问候语
杭州人喜欢耍子儿，过年当然也是标配。
“城隍山去过没有？梅花碑去过没有？”这是以前杭州人正月里碰到常用的问候语。
清末，城隍山上有很多茶坊，还可以吃到各式茶点，有一款“蓑衣饼”放到现在，就是网红小吃。
至于梅花碑，仲向平说，最早是秦桧的府第，秦桧死后，由朝廷收回改筑成德寿宫，成了宋高宗赵构禅位后养老的地方。当时的宫内后圃有苔梅一株和芙蓉石一座，才有传世之作梅石碑。过去，梅花碑那一带摊贩云集，新年里还有卖艺的、变戏法的、说大书的、唱花鼓调的。有一家著名的茶坊“同春园”，过年惯例是挂一条龙灯，游客们坐下喝茶，叫“吃挂龙茶”，风靡一时。
不过，这两个打卡圣地，早已不时兴了。城隍山、梅花碑式的寒暄，也渐渐从杭人的言语体系里消失了。
灵峰探梅
梅花开得早又谢得迟
民国后，城站和旗营(即现在的龙翔桥)新开了两个戏院；湖滨和龙翔桥一带的旗营城墙被拆除后，开辟成湖滨公园。这么一来，爱看风景的，逛湖滨、荡西湖、穿梭在苏白两堤；爱看热闹的，去戏院，赶庙会，各得其所。
而现在，荡西湖不再是杭州人过年的专利，每年春节长假，如潮的游客都能把断桥压断。
去荡西湖，杭州人有点慌，但若是去探梅，一定是欣然同往。
灵峰与孤山、西溪，并称为杭州的三大赏梅胜地。清道光年间，一位杭州的地方官拨款给灵峰寺植梅百株，从此，灵峰有了“探梅”一说。
因为是山谷地带，灵峰的梅花比别地开得早，谢得迟。又因地处清静，交通便利，自从上世纪80年代景区恢复后，一直是杭州人在春节里首选的游览地。
春节里的灵峰，腊梅已过盛放期，但香气依旧袭人，白梅正迎来初放，星星点点，而红梅开得正兴，正好应了红梅报春的彩头。
过年小禁忌
不能说的话和不能做的事
会不会说话，会不会聊天，在过年这几天里，也是件大事情。
小时候，大年初一我如果说一句“烦死了”，就要被妈妈翻白眼，然后在桌上“笃笃笃”的——死这种字，是绝对不能在过年期间听到的。
杭州人老早就想出一点恶趣味，来对付童言里的不吉利。在老杭州曹晓波的回忆中，这几天里小孩子说了句不吉利的话，就会被大人用毛纸擦嘴。他小时候也有一段经历，还被拖到门板后去擦。
这个“规矩”还衍化出一个小游戏“毛糙纸揩洼”——揩，就是揩玻璃窗、揩面孔个揩。揩洼，就是揩啥西。
桐乡人丰子恺小时候也爱玩。一个人拿一张糙纸，把另一个人的嘴揩一揩。意思是：你这张嘴巴是屁股，过去一年中所说的不祥的话，都等于放屁。
但是，大家都不愿意被揩，躲来逃去。而揩的人特别坏，你以为他往前门走去了，心里一个放松，谁知道他绕了个圈子，从背后搞突然袭击，终于还是被揩去了。这游戏虽然蛮小儿科的，但是，丰子恺记得，“此时笑声、喊声使过年的欢乐气氛更加浓重了。”
话不能随便讲，有一样东西，也绝对不能随便玩，那就是扫把。
年初一不用扫帚，不倒垃圾，备一大桶盛废水，在那天不能外泼。
